“民不与官斗”，这是中国的古训。它其实是说，在缺乏法治保障和公民权利救济的社会，民是不敢与官斗的，因为每斗必输。然而，23日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却与古训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不仅不提倡在“民告官”的问题上老百姓“忍”字当头，还要进一步保护“民告官”的权利。
此次行政诉讼法大修，涉及的修正案草案共有51条，包括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、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、完善管辖制度、政府不执行判决的责任认定等方方面面，就是为了解决行政诉讼中“立案难、审理难、执行难”等问题。
这符合社会的深度期待。在现代法治社会中，监督约束行政权力、保护公民权益、维护法律尊严是题中应有之义，“民告官”因此成为一项必须去保障的权利。但是，本为救济“民告官”权利的行政诉讼法，在经过23年运行后，已因迟滞而不堪重负，很多时候难以承载权利救济和社会治理的功能。立案难、审理难、执行难，横亘在“民告官”面前，有些时候，受理门槛被随意提高，审理过程、判决结果受到行政干扰，即便老百姓胜诉了，也难以得到执行。
“民告官”的现实困境，伤害了社会公正，也让许多“民告官”纠纷不得不进入信访渠道，制造了“信访不信法”的不正常局面，甚至造成“小不斗酿成大斗”的社会问题。这些情况都决定了，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，行诉法需要重新梳理，以建立起解决官民矛盾的正常机制，化解“民告官”的困境。
这次修法，正回应了这种诉求。公民的行政诉讼权得到了更多保障，行政诉讼“立案难、审理难、执行难”这三个老大难问题，也有望从制度上得到破解。同时，此次修正案草案中修改亮点颇多，涉及条款颇巨，这些，都意味着这部法律不只是在做细枝末节的修补调整，而是全面、系统地在动大手术。这为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、增强司法公信力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。
当然，法律修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很多时候也很难一步到位。比如，针对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点，有学界人士就认为，不管再怎么多地列举可诉行为，也难免出现遗漏，这时就不如只列举不可诉行为。类似引发学界探讨争论的问题还有不少，这其实是在呼吁，修法要真正打破制度瓶颈，还应具有前瞻意识，以充分回应民众期待。同时，一部良法要真正在实践环节发力，还必须破除外界尤其是行政的干扰。这虽然是行诉法之外需要探讨的问题，但也是让“民告官”不再难的重要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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